规模提质转型下我国远洋渔业发展现状、现实挑战与高质量升级路径探析

前言：

远洋渔业是我国蓝色粮仓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水产品供给、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中具备重要战略价值。历经多年发展，国内已建成完整产业体系，产量规模稳步提升，船队装备、履约监管体系持续完善。当前行业正告别规模扩张模式，向质量效益转型，但仍面临价值链低端锁定、核心装备短板、国际管控趋严等多重挑战。

一、远洋渔业是海洋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形成较为完整产业链

根据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远洋渔业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2026-2033年）》显示，远洋渔业是海洋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远离本国渔港或渔业基地，在他国沿岸海域或深海区域开展捕捞作业的水产生产事业。行业主流捕捞渔具包括拖网、围网、流网、延绳钓、标枪等，主要捕捞对象涵盖鳕、鲱、鳀、金枪鱼、鲭等各类经济鱼类，以及头足类、甲壳类、鲸类等海洋生物。

依据不同分类标准，远洋渔业可划分为多种类型，行业业态丰富多元。按渔具类型划分，包含远洋钓渔业、远洋拖网渔业、远洋围网渔业、远洋刺网渔业等；按捕捞对象划分，涵盖远洋金枪鱼渔业、远洋磷虾渔业、远洋鱿鱼渔业、远洋鳕鱼渔业等；按作业组织模式划分，可分为单船远洋渔业、母船式船队远洋渔业，以及依托外国渔业基地开展作业的远洋渔业等。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观研天下整理

经过长期发展，我国远洋渔业已形成上下游协同、体系完备的完整产业链。产业链上游为远洋捕捞装备制造环节，核心产品涵盖围网船、延绳钓船等专业远洋渔船，声呐探测、自动化渔具等智能化捕捞设备，以及专业冷藏运输船等配套装备，为远洋作业提供硬件支撑。产业链中游为远洋捕捞养殖及水产品初加工环节，是产业核心生产端，国内代表性企业包括中水渔业、中鲁B、大洋世家（浙江）股份公司、辽渔集团有限公司、平太荣远洋渔业等。产业链下游为水产品销售流通环节，依托线下海鲜市场、水产门店与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等线上电商平台，构建起全域销售网络，实现远洋水产品从渔场到终端消费者的高效流通。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观研天下整理

二、我国远洋渔业发展基础稳固，综合实力持续提升

远洋渔业的发展水平与一国经济实力、工业化程度、海洋科技水平深度绑定，同时受国内外市场需求、居民消费水平等市场因素制约。发展远洋渔业、开发深远海水产资源具备多重战略价值，不仅能够有效减轻近海捕捞强度，优化全国渔业生产力布局，还能反向带动工业制造、精密仪器、海洋科研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同时，可持续提升全国水产品总产量，增加外汇收入，深化我国与沿海合作国家的经贸联动与经济往来。

近年来我国远洋渔业产业不断发展，整体呈现产能稳步扩容、结构持续优化、治理体系日趋完善的发展态势，已成为国内水产品供给的重要增量来源。

1、远洋渔业产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目前已成水产品产能新增量的重要补充

2014年以来，我国远洋渔业产量整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并逐步成为国内水产品产能新增量的重要补充。2014年，我国远洋渔业产量首次突破200万吨，达到206.68万吨；2018年产量增至225.75万吨；2020年产量再创新高，达到231.66万吨。虽2024年产量小幅回落至218.91万吨，同比下降5.74%，为2019年以来最低水平，占全国水产品总产量的2.98%；但2025年产业实现高速反弹，全年产量达247.64万吨，同比增长13.12%，占水产品总产量比重提升至3.24%，产能贡献进一步凸显。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观研天下整理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观研天下整理

2、中国远洋渔船数量及总功率都在持续快速增长

渔船规模与装备功率是远洋渔业核心硬件实力，近年来我国远洋渔船数量及总功率整体呈现先增长、后优化调整的发展态势。2012年起，我国远洋渔业渔船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6年底全国远洋渔船数量达2571艘，较2012年增长40.5%；2020年渔船数量突破峰值，达到2705艘。

2021年后，行业进入提质减量的优化阶段，渔船规模逐步精简。2021年渔船数量降至2559艘，总功率297.13万千瓦，其中公海作业渔船1498艘，占比约60%；2022年渔船数量、总功率进一步降至2551艘、287.34万千瓦；2023年继续缩减至2462艘；2024年数量小幅回升至2470余艘，船队结构持续向集约化、高质量方向调整。与此同时，我国远洋渔业作业范围覆盖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公海、南极海域，以及全球40余个合作国家管辖海域。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观研天下整理

3、管理体系持续优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

伴随产业规模扩张，我国远洋渔业管理体系持续优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形成渔船、企业、规模、产业链全方位监管体系，同时深度参与全球渔业治理。

渔船监管层面：我国对远洋渔船实行 24 小时船位监测，所有远洋渔船均须安装并正常开启船位监测系统（VMS），每小时自动报告1次船位，同时建立了远洋渔船越界预警和报警机制，严防渔船误入或未经批准进入他国管辖海域。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全方位的远洋渔业数据采集体系，涵盖远洋渔业企业信息、远洋渔船信息、船位监测、渔捞日志、渔获转载、国家观察员、港口采样、科学调查和生产性探捕等各个方面，并按照有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规定，及时报送各类渔业数据。

与此同时，中国推进实施国家观察员制度，在中西部太平洋、南太平洋区域的观察员项目均通过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审查或认证。2021年起，中国启动实施公海转载观察员制度，对未纳入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管理的转载活动进行监管。中国将渔业观察员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的职业工种范围，为观察员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

此外，在公海转载的监管方面，中国于2020年发布了《关于加强远洋渔业公海转载管理的通知》，对全面建立公海转载监管制度提出要求。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中国渔船进行公海转载活动均须提前申报和事后报告，为远洋渔船提供渔获物转载服务的运输船须逐步配备观察员或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企业监管层面：我国推行远洋渔业企业履约评估制度，2019年启动试点、2022年全面落地，围绕管理制度、合规作业、资源养护、科技创新、社会责任、违规情况等设置量化评分指标，将履约成绩与行政审批、政策扶持直接挂钩，通过奖惩并举倒逼企业规范经营。

同时，严格落实渔业许可制度，规范渔船登记、检验、作业审批、报废全流程监管，统一船舶证书标准化格式，强化行业准入与全过程管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远洋渔业管理规定》，所有中国远洋渔船均应办理登记、检验手续，经批准后方可作业；根据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要求，对在相关海域作业的远洋渔船，应按规定履行注册程序。另外还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捕捞许可证（公海）》等渔业船舶证书证件的标准化格式。

国际治理与合规管控层面：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合作，严厉打击IUU（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渔业活动。2016 年起，中国先后取消6家、暂停22家远洋渔业企业远洋渔业项目从业资格，根据违规情节轻重对相关企业所属渔船及船长给予取消项目、暂停项目、不予申报新项目、罚款等不同程度的处罚，处罚金额达10多亿元。此外，中国于2025年正式加入《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的港口国措施协定》（简称《港口国措施协定》）。2026年5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对涉渔外国籍船舶开放的指定港口名单（第一批）》 ，积极履行《港口国措施协定》缔约方义务，做好涉渔外国籍船舶进港审查和检查工作。

捕捞规模控制方面：中国主动采取了渔船总数控制和自主休渔的行动。在“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中国远洋渔业船队规模保持稳定，控制在3000艘以内。2021年，《关于加强远洋鱿钓渔船作业管理的通知》首次实行鱿钓渔船总量控制，对北太平洋渔场、东中太平洋渔场（8oS以北）、东南太平洋渔场（8oS以南）、西南大西洋渔场和印度洋渔场等这5个公海鱿鱼生产渔场试行船数限制管理，明确原则上不再新增公海作业鱿钓渔船、不再扩大鱿钓渔船规模。该通知还在科学规划鱿钓渔场、平衡利用资源基础上，对渔场年度累计作业船数设置上限，合理布局鱿钓作业渔船。2022年，《关于促进“十四五”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也明确将“严格控制远洋渔船规模”列为到2025年的主要目标之一。

同时，中国除按照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规定实施休渔（如中西太平洋金枪鱼围网季节性休渔）之外，还对以鱿鱼为主捕对象的部分公海渔业实施自主休渔，这是中国进一步加强公海渔业资源科学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举措。2020年，中国在西南大西洋和东太平洋公海相关海域试行为期三个月的自主休渔，于2021年开始正式实施。休渔期间，所有中国籍鱿钓渔船、拖网渔船停止捕捞作业。2022年，中国进一步将印度洋北部公海纳入自主休渔范围。休渔期间，中国籍鱿钓渔船、 灯光围网渔船停止捕捞作业。自此中国远洋渔业参与作业的以及尚无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管辖的公海海域（或鱼种）均已纳入自主休渔范围。

产业链管理方面：根据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养护管理措施的要求，中国对包括本国远洋渔船捕捞产品在内的大目金枪鱼、剑鱼、蓝鳍金枪鱼以及南极犬牙鱼实施进出口合法性认证。同时，根据韩国、智利、欧盟等进口国（地区）以及俄罗斯等出口国要求，中国对相关进出口产品进行合法性认证，并按照相关国家核查要求进行调查反馈，确保进出口渔获物来源合法合规。此外，中国对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管制的物种，按照要求实施海上引进管理 。

三、我国远洋渔业正处于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关键阶段，整体呈现“大而不强”发展特征

当前我国远洋渔业正处于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攻坚阶段，整体呈现“大而不强”发展特征，受国际环境、技术短板、产业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行业发展仍存在诸多短板与挑战。

一是全产业链价值链层级偏低‌：我国远洋渔业产业链布局集中在低端捕捞、初级加工环节，即食预制菜、海洋生物原料、功能食品等高附加值产品研发滞后，价值链延伸不足。同时，行业自主品牌建设薄弱，多数产品以初级原料形式出口，利润被国际流通环节挤压，品牌溢价与自主定价能力缺失，缺乏具备全球资源整合、产业链主导、国际市场定价话语权的龙头企业。此外，远洋冷链物流配套不完善，远洋运输与国际物流衔接存在短板，影响产品品质与供应链稳定性，制约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二是核心技术装备薄弱‌：尽管我国远洋渔业管理体系持续完善、国际履约形象稳步提升，但核心装备与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偏高，自主创新短板凸显。硬件装备方面，大型专业远洋渔船、高精度捕捞机械、智能探鱼仪器、专业捕捞灯具等核心设备长期依赖挪威、日本等国进口，国产装备在可靠性、节能性、智能化水平上存在明显差距，不仅抬高企业采购、运维成本，还带来供应链安全风险。同时，我国远洋船队中大型化、智能化、绿色化先进船舶占比偏低，整体作业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显著。

三是技术研发与资源研判偏弱：我国对全球渔场资源的系统性调查、评估能力薄弱，核心资源数据多依赖国际共享资料，自主数据储备不足。在遥感监测、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赋能渔情预报、资源评估、产业决策等领域应用滞后，导致我国在国际渔业资源配额谈判、规则制定中缺乏充足科学依据，话语权偏弱，制约产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四是国际经营环境严峻‌：全球海洋生态治理日趋严格，国际渔业管控标准持续升级，我国远洋渔业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持续收紧。其一，入渔门槛大幅提升，国际渔业组织持续压缩捕捞配额、强化船队全程管控，各国普遍升级船舶监控、电子渔捞日志等监管要求，企业需持续投入资金升级设备、完善合规体系，合规成本大幅增加。其二，企业综合经营压力凸显，燃油价格波动、船员薪资上涨、远洋项目融资渠道狭窄等问题叠加，持续推高运营成本；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舆论监督、部分国家贸易与外交施压，给企业常态化运营和行业国际形象带来潜在风险。其三，国际合作层次偏低，当前对外渔业合作仍以低端资源准入为主，在技术输出、管理经验共享、产业链共建、国际规则协同制定等高端合作领域参与度不足，难以实现从行业参与者向规则引领者、产业贡献者的角色升级，稳定共赢的全球渔业合作体系尚未完全建成。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观研天下整理

四、多维施策推动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立足生产可控性、经济效率、资源可持续性三大维度搭建产业评价指标体系

1、远洋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升级路径：多维施策推动提质增效

针对行业发展短板，我国远洋渔业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国际合作、全域保障四大维度，出台系列发展策略，推动产业摆脱规模依赖、实现质量效益转型，同时构建科学化产业评价体系，引领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一是聚焦产业“卡脖子”领域，构建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二是聚焦产业链低端锁定问题，推动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品牌化发展；三是升级国际合作模式，深度参与全球渔业规则构建；四是构建财政、金融、人才、风险防控全方位保障体系。

我国远洋渔业发展策略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观研天下整理

2、远洋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三大核心维度

面向未来，应紧扣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立足生产可控性、经济效率、资源可持续性三大维度，搭建科学规范、标准统一的产业评价指标体系，以此引导行业实现长期健康发展。

一是生产过程可控性。现代远洋渔业工业化发展的核心并非无限提升捕捞产能，而是强化资源状态与生产过程的精准管控。该维度重点监测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CPUE）稳定性、种群评估覆盖率、渔场资源监测覆盖率，精准反映行业对全球渔场资源的认知能力、生产调控能力，是产业规范化发展的基础保障。

二是产业经济效率。高质量发展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摒弃单纯追求渔获产量的发展模式。该维度核心评价指标包括行业产值与补贴之比、单位捕捞努力产值、基层渔工收入等，通过量化经济效益，引导财政资源、社会资源向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高管理水平的优质业态倾斜，优化产业经济结构。

三是资源发展可持续性。资源可持续性是生产过程可控性的前提基础。从农食系统视角出发，提高可持续养殖对捕捞渔业的替代比重，可有效强化水产品生产全过程的可控能力。但捕捞渔业作为长期存续的生产业态，其高质量发展仍旧建立在资源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基于此，应当以生态可持续为核心导向，主要采用可持续认证渔获物占比、科学评估覆盖渔场比例等指标，量化评价产业生态发展水平。该类指标不仅能够直观体现全球渔业资源健康状况与养护治理成效，还可推动国内企业对标国际绿色贸易规则，促进行业达成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

生产可控性、经济效率、资源可持续性三大维度参考指标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观研天下整理（WW）